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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焦点面对面:三星堆是来自“星星的你”么
2021年03月31日 16:54 来源:中国新闻网

  中国焦点面对面:神秘三星堆,是来自“星星的你”么?

  中新社北京3月31日电 题:神秘三星堆,是来自“星星的你”么?

  ——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

  作者 黄钰钦 余湛奕

  1986年,三星堆1、2号祭祀坑出土的珍贵文物千余件,向世界展示了3000多年前的中国古蜀先民创造的辉煌文化。沉睡数千年,一醒惊天下。时隔35年,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,此次出土的文物又为神秘的古蜀文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神秘的三星堆魅力何在?出土的文物将如何推动人们认识遥远的古蜀文明?回望百年历程,中国考古未来向何处去?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,进行专业解读。

 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三星堆自发现起就一直是中国考古界最大谜题之一。自1986年开始,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形态各异,且没有任何文字记载。关于三星堆甚至一度出现“外星文化”的臆想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  施劲松:三星堆出土文物非常奇特,但不是那么奇怪,更不可能是外星文明。有人之所以这么说,可能有一个预设前提,那就是认为古代文明都是已知的、单一的。但事实上,古代文明是丰富多彩的,而且有很多文明仍处于探索之中,探索过程是长期的。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明是陌生、未知的,就认为它是外星文明。

  三星堆文明有其自身产生、发展的谱系。具体来说,它是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发展而来,期间吸收了其他区域文化的一些因素,往后发展为金沙文化。接续金沙文化,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,再往后是秦汉文明。所以三星堆文明是有来龙去脉的、有自身的谱系,而且与其他文化还存在着交流,所以完全不是“外星文化”。

  为什么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?也许人们对科学、对考古学抱有一种希望,认为考古学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。但事实上,不管是考古学还是科学,都总会面对着新的不确定性,所以研究和探索是长期的。

  中新社记者:此次三星堆考古的亮点之一是将实验室搬到考古现场,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。这次在文物发掘和保护上,运用了哪些新技术和新手段?

  施劲松:我们到发掘现场,一眼可见现场设置了大棚,大棚里面设置了发掘舱,舱里有多功能发掘系统。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分析检测手段,探方边还建立了实验室,配备了分析检测和应急设备。这些技术和手段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,包括现场考古信息和各种影像资料等。所以此次发掘的一大特点,就是在技术上非常完备。

  除此以外还有多学科合作。现场有30多家团队参与发掘,包括文物保护。不同团队可以就不同的发掘理念、经验进行交流,这也是这次发掘的特点。

  除了技术上的创新,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一次研究性发掘。从2019年底发现3号坑后,接连发现了6座坑,当时并没有急于进行发掘,而是进行了周密论证,制定了计划,在充分论证后才有序展开发掘。

  我个人认为,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现今距1号坑、2号坑发掘已经35年了,这次是带着30多年积累的认识和问题进行发掘,这是与1986年发掘最大的区别。我希望通过这次发掘能够探索一种研究性发掘的新模式。

  中新社记者:铜纵目面具高鼻深目、颧面突出、阔嘴大耳等特征让不少人觉得困惑,认为这些青铜人形象不像中国人,反倒有些像欧美人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
  施劲松:三星堆发现的这些人像都是艺术品,有一部分比较写实,包括有不同的发式,但这部分人像,也有形态或神态上的夸张。还有一部分人像、面具带有神话色彩,包括铜纵目人像、人面鸟身人像等。这一类人物形象反映的是一些原始宗教信仰,比如太阳崇拜,表现的并不是真人。

  从全世界来看,古今中外有很多夸张、抽象的人物形象,这是常见的艺术手法。尤其是一些早期作品表现的是神话思维,不是真人。从古埃及的人面狮身像,到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人像,都是这样的作品。

  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艺术作品来对应现实中的人,更不能以此推断他们的人种。我认为这既不是一个学术问题,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。

  中新社记者: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,金面具也引人遐想。在您看来,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诸如埃及、希腊出土的金面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?

  施劲松: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1号坑、2号坑发掘之后,就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。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金面具、金杖、青铜人像、神树等,这类遗物在埃及、西亚确实也都有,具有某种相似性。但在没有开展全面研究之前,我们很难断定它们有什么联系,对此并没有证据链。

  也可能这些相似性说明,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现象,甚至有共同的观念或者宗教信仰。这值得就各区域的不同的古代文明进行对比研究。

  中新社记者:学术界普遍认为,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最大价值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。您认为三星堆考古发掘,可以从哪些角度证明这一观点?

  施劲松:我个人认为,在成都平原最早是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,青铜时代文化的代表是三星堆–金沙文化,之后才是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,最后是秦汉文明。

  三星堆–金沙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,如果归纳其最重要的特征,可以说最突出的是王权和神权并存,太阳崇拜可能占据主导地位。当时的社会上层控制贵重的资源、重要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产品,利用全社会的贵重物进行宗教祭祀活动,而不是用来表达个人等级身份。这些特征和同时期的商周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从这些特征看,当时的成都平原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国家,也只有早期国家才需要特殊的青铜制品等贵重器物。

  三星堆–金沙文化发展到东周时期后,成都平原可能更多受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、中原文化的影响,文化和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。再往后,随着秦汉王朝统一,成都平原的区域性文化融入到统一的秦汉文明之中。

  这样一个过程,就从一个区域的角度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。

  中新社记者:三星堆6座祭祀坑新出土了500多件文物,但依然有很多谜题未得到科学解答。未来考古工作中,三星堆遗址研究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开展工作?

  施劲松:过去30多年,围绕1号坑、2号坑的年代、性质、成因、出土遗物的功能、含义等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探讨,形成了丰富的解释的理论体系,研究还进一步扩展到当时的文化、社会、宗教信仰、文化交流等方面。我们现在说的祭祀坑只是一种观点,还有观点认为它不是祭祀坑,各种观点并存。这一次新发现,首先会对过去研究形成的认识进行检验,这是第一层意义。

  第二层意义在于,新发现会推动对三星堆遗址、三星堆文化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。比如关于器物坑的年代,这次发掘了6个坑,已经有了第一批碳14年代数据。其中,4号坑的年代测定为(距今)3200年至3000年。如果对6个坑的年代有了明确认识,就为下一步探讨器物坑的性质奠定了基础,进而可以探讨三星堆台地这个区域的性质、三星堆城址里面各种遗迹的关联、三星堆文化的年代、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交往等,我们的认识一定会推进。

  第三层意义在于,新发现一定会带来新问题,新问题会带动我们进行新的研究,三星堆文化研究由此会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  除此之外,考古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考古材料建构历史,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今后会围绕这个目标做长期努力。

  中新社记者:前段时间,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钟芳蓉同学一度引起社会关注,被称为“考古女孩”。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,考古一直以来话题“热”,但专业“冷”的问题。考古事业如何才能后继有人?考古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?

  施劲松:任何一门学科、任何一个专业都会有人感兴趣和热爱。我认为考古学家应该向社会、向公众传达关于考古学的知识,尤其是要面向年轻人,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考古学。这样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考古专业中来。

  现在考古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,就是融合了多学科。我们的发掘、研究都是多学科合作。未来的考古学需要有多种学科背景的人才,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,也包括自然科学的背景。

  中新社记者:近年来,关于盗墓题材的影视作品吸引公众兴趣。一方面,有观点认为这一题材激起了公众对考古的兴趣,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在曲解考古。您对此怎么看?

  施劲松:盗墓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犯罪的行为。盗墓的小说或者以此作为题材的一些作品,虽然没有对文化遗产构成直接的破坏,但是我认为传达的信息是负面的、不道德的。

  其实这一类作品不只中国有,在国外也有,最著名的就是好莱坞的系列影片《夺宝奇兵》。影片表达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学,而是寻宝、是冒险、是破坏。

  实际上,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些严肃的、科学的考古学科普作品。比如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,创作了很多科幻小说、历史小说,还有考古学的科普读物。除此之外,童先生创作了一批考古小说。其中最有名的叫《古峡迷雾》,当初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阅读,(这些年轻人)最后从事了考古学研究。这一类考古小说,是以考古发现作为背景,融合了科学和艺术,把科学精神和合理想象交织在一起,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,考古学家想知道什么、考古学能做什么、考古学不能做什么。这是很好的科普类读物,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像这样的作品。

  中新社记者: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,回望中国考古百年走过的历程,您最有感触的是什么?今后中国考古事业如何继续向前?

  施劲松:在过去的100年当中,中国考古学无论是从学科的创立发展,还是用考古学揭示文化、建构历史,我们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,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  我们每一年有大量的考古新发现,这些新发现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。尤其是在当今,(考古学)融合了多学科开展研究,所以我们获得的考古信息是以一种难以估量的速度在增长。这些新发现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,带来新理念,扩展我们的视角。可以说在过去的100年当中,考古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科学之一。我们对考古学也有了更深的认识,考古学面对的、研究的是历史,但我们研究历史,终究是为了理解当今、面向未来。

  正因为100年来做出的努力,中华文明也以一种科学的面貌,进入到世界古代文明的谱系当中。

  考古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,也有许多方面需要继续加强。比如,首先是多学科的融合发展。考古学的诞生就是受到了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影响。在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,考古学不断吸收同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,这也使考古学出现了革命性的成就和重大的转折。在未来,中国考古学也需要进一步吸收多学科的理念、方法和成果。

  第二,今后考古学还要加强理论建设。因为考古资料都是零散的、片段的,在资料和历史之间,我们需要桥梁,桥梁就是考古学理论。考古学理论是从考古材料当中归纳、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思维框架。有了考古学的理论,我们才能更好、更深入地认识考古材料,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。

  第三,要展开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。要把中华文明放到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进行研究。只有通过比较研究,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特质、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道路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。

  中新社记者:在您和国际考古同行交流的过程中,您认为近年来外国同行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考古的哪些方面?中国考古的国际合作对于推进东西方文明交流有何意义?

  施劲松:大家的兴趣和关注点是因人而异的。据我了解,有一些国外的考古学家,他们可能更关心中国有些什么新的考古发现。也有一些考古学家,他们关心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取得的认识。比如对于中华文明起源,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。更多的同行,关心中国的考古学家是怎么通过考古材料得出认知。

 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,对古代社会多样的生活样态更为关注。比如,外国考古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到殷墟、到二里头、到西安兵马俑参观之后,不止一个人问我,看了这么多宫殿、陵墓,平民的居址、墓葬在哪里,它们是怎么样的。由此可以看出,他们对古代不同的生活样态都给予关注。当然我也认为,更多的国外考古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学,其实是缺乏了解的。

  关于开展文明比较的意义,第一是,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孤立的,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的文明都不是孤立的,对外都有交流联系。这种沟通、联系、交流塑造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。所以研究中国的文明就需要关注和我们有关联的地区的考古材料,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。

  第二,对任何一种文明,要深入认识其特点都要通过比较。比如,在文字和金属器出现之前的5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中国文明、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、5000年文明不中断等,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。我们对这些重要特点的认识和确定,都是通过比较才能得出来。

  第三,中国考古学也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学术交流,需要开展不同国家间的国际合作。考古发现、考古材料是有地域性的,考古研究工作也是有地域性的。但是就考古学这门科学而言,是可以突破地域性的,考古学研究最终指向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、共同的未来。

  中新社记者:我们注意到您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三星堆,能否谈谈三星堆研究对于您职业生涯的意义?

  施劲松:我研究的主要领域,是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。四川盆地或者成都平原是一个重要地区,其中三星堆又是特别重要的遗址,所以在这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。这个领域的研究,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有比较重要的影响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  第一,带给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,就是怎么用考古学的方法、用考古学的材料去建构一个区域连贯的历史。

  第二,带给我一个新的视角,就是看待不同区域的文明,是用区域与区域的视角,这也让我重新思考“中原”和“周边”等概念或者视角。

  第三,因为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,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促使我思考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、实物和文字之间的关系。我认为实物材料更为本原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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